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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與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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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十月圍城」觀後心得

 

「人活一口氣,難得拼一回,生死路一條,聚散酒一杯。」最近突然想起這句歌詞,如此豪氣干雲,充滿著中國式的浪漫。如果說日本人認為最美的是櫻花樹下飄零的花瓣,中國人則會認為最美的是捨身取義前的一飲而盡。憑窗小酌,敲著鍵盤談生死是件很容易的事,實際面對時又會是多麼艱難的抉擇,我無法想像。不過正因如此,捨身取義才令人心嚮往之。道德底線從未要求人捨身取義,但人向善的本性卻告訴我必須尊敬這些義士。「十月圍城」正是這麼一群人貫徹信念,成仁取義的故事。
 
西方人講「權」,中國人重「義」,前者論理,後者重情。人有許多權利,如生存權、自由權或平等權,故須求諸理性以釐清概念、解決矛盾。但中國人對「義」的定義卻是曖昧不清的,那不是透過理性分析得來的結論而是發自人性深處向善的抉擇,也是面臨生死關頭時的一念之差。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無關是非對錯,它所問的只是當你反求諸己時是否「安心」。芸芸眾生並不清楚自己被賦予甚麼樣的歷史使命,然而即使是隨波逐流,人性之善總會偏向「義」的選擇。在被歷史洪流無情的推移下,總是有些人能毫不遲疑的選擇成就人性的價值,無論是知識份子、富商巨賈,還是車夫攤販、賭徒戲子,這些人都是值得被紀念的。
 
與其說眾人參與的是革命,不如說是場「義舉」,各人為其所認為之「義」而奮鬥。義有大小之分,卻無輕重之別。「惟其義盡,所以仁至」,義係仁之先行,卻比仁更好接近。義士們或許不懂那使「四萬萬同胞人人有恆業,不啼飢,不號寒」的大仁大義,但卻知曉親情、友情、個人救贖、身分認同等各種情義。他們犧牲生命而選擇留下人性之善,所成就的人性價值,實已超越其歷史脈絡下的微不足道。中國人的義,講究的不是理性與效益,不是成者為王,而是更多生命情懷及對個人的敬重。
 
對於這樣的捨身取義,電影中提點了許多矛盾,有身分的矛盾,有立場的矛盾,也有情感之矛盾。是父親還是革命家?是西學為體還是西學為用?是周知有去無回的眾人還是將錯就錯?這三種矛盾都以李玉堂為中心擴散。王學圻在「梅蘭芳」中成功的詮釋了傳奇的戲王之王,而「十月圍城」裡則演活了一位平凡人的掙扎。
 
李玉堂同時扮演一名父親,一位富商及一名革命黨三種利益互相衝突的角色。從電影中許多小細節可以看出李玉堂是一位富而好禮,樂善好施的商人,對內對外皆恭謙有禮,不卑不亢。他是一位贏得尊敬的成功者;同時也是位慈愛的父親和家長。雖然對獨子特別溺愛,卻對李家人不會有任何虧待。他僅然有序的世界建立在許多傳統價值上,卻又不時透露出他對西學的接受度,例如對兒子上洋學堂的欣喜,不排斥西服,讀得懂英文合同等,這些細節都為他接受革命黨的理念做了註腳。李玉堂和陳少白一樣,是認同西式革命的;不同的只是願意投身的程度。對李玉堂來說,成為革命黨不只是流個人之血,而是親手催毀一整座城池。這代價太大了。身分的不同決定了他與陳少白、閻孝國和李重光等人的不同。
 
史密夫查封報館促成李玉堂的心境上的轉折。史密夫與李玉堂一樣有著身分上的矛盾,但史密夫的矛盾點卻清楚多了。事實上,電影的台詞也帶出現代香港人對於血緣和文化認同的掙扎,但在史密夫那個時代,即使服贗於英國殖民下,血緣所繫還是那身為中國人的驕傲。李玉堂一時熱血脫口的一句:「你史密夫也不僅僅是個香港人,你還是個華人,別忘了,你是中國人!」喚醒的不只是史密夫做為中國人的靈魂,還有他自己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愛國心願。一把年紀的李玉堂,忽然學著喊著「我不做亡國奴」的初生之犢,不顧後果挺身而出。李玉堂並未因這一時衝動而後悔,而是更加深了他的志向。捍衛報館象徵由幕後到幕前的轉換,完全是李玉堂主動的行為,與被要求捐錢時不同,也和後來繼承好友革命意志的演講不同。儘管李玉堂大部分的行動來自被動的牽引,但偶一為之的自主卻證明了李玉堂對愛國的渴望。其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僅有「利益」衝突,而無精神衝突。李玉堂的行動步步由暗轉明,貌似時勢所趨的不得不為何嘗不是因大義所撼動?這大義可能是對國家的感情,對摯友之義,或著只是單純的無愧於心。就衝突的角度來說,李玉堂並非選擇最安全之策,而是在冒險犯難下保有一絲自私的人性。他盡可能地避免李重光受到波及,但悲劇的發生往往肇因於命運的捉弄,這就非李玉堂可以掌握的了。
 
同樣地,李玉堂的一句話也引出王複明的拔刀相助。這個角色雖不吃重,但就義前高呼:「我叫王複明!」卻是全戲中最讓我潸然淚下的場景。比起過分賣弄武俠美感的武狀元劉公子,王複明更具有任俠重義的古俠士之風。他的兩肋插刀不需要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考慮個人利害,只是為其所當為,而正是這樣簡潔的動機讓他的犧牲更令人動容。他惟一所求不過是在社會中的一份認同,被逐他出師門的少林寺認同,被他的戰友認同,更被這個時代認同。他希望臨死前大家不再叫他「臭豆腐」,而是記得曾經有個叫做「王複明」的人。
 
李玉堂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界點。他不將車夫阿四視為個人財產,而是一個獨立個體,供他溫飽也讓他有求學的機會,而替阿四提親及全家福的相片更象徵著李玉堂正式將阿四視為李家人。李玉堂和阿四間亦主僕亦父子的關係,使阿四的犧牲不僅僅停留在對李家的感念,而是昇華為對等的親情與友情。滴水之恩,泉湧以報固然是「義」的表現,但「報恩」畢竟是停留在某種有條件的付出,親情的付才是無價,彰顯出阿四所求之義的純粹性。
 
相較於李玉堂容納百川的思想,閻孝國則是守舊的代表。但他的守舊卻非食古不化,而是經過反省後的選擇。他用槍,表示他接受著西洋的科技,無法接受的是天賦人權的那套思想。閻孝國與陳少白的辯論正是西學為體和西學為用的矛盾之處:拯救一個國家卻否定了其原本仰賴的價值,這樣值得嗎?當然,陳少白見血就暈的個性不只要表現出革命黨的疲弱,而是隱喻了理論面對現實時如何可能不堪一擊。閻孝國的悲劇正來自於其自身的時代矛盾,他渴望著救國的理論基礎,卻又目睹了這套理論無法解決現實中的困難,洋人還是照樣在中國燒殺擄掠,為所欲為。刺向李重光的那一刀是他最後的出路。
 
閻孝國知道車裡並非孫文,這點並無爭議。爭議在於他的那一刀是以怎樣的立場刺入。是為保全忠君愛國之名還是實現救國的理想?我認為後者的成分多一些。閻孝國就義前的一句:「學生,已報國恩」,短短六個字卻豐滿了其形象。閻孝國對於老師的評價耿耿於懷正因其既尊師又愛國,但他尊敬的老師所教導他的思想卻和他目睹的現況背道而馳。當知道大勢已去時,他情願孤注一擲,將自己的救國理想託付在同樣的愛國志士手中,然惟有將錯就錯殺了車裡的李重光,他才可以不用再去追孫文也無須拘捕陳少白。最後,一個半身戎馬的人做出人生中最溫柔的抉擇:將身體挺立於恩師的槍前,保住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也昭告了時代的選擇。閻孝國臨終的遺言是對著陳少白說的,彷彿尋求著恩師的理解;他效忠的是「中國」而非清朝政權,故言「國恩」而非「皇恩」,說他愚忠實在太過。歷史不講對錯,只有成敗;然而情義卻不問成敗,只究是否真誠。閻孝國與李重光無異,懷著滿腔報國的熱血,堅定於其所信奉的道路上,他擁有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熱血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執著。
 
閻孝國看似無情,實處處留情。李玉堂看似有情,卻也最絕情。
 
西學出身的閻孝國比任何人更尊師重道,身為殺手卻比任何人更避免濫殺無辜。原劇本中,他下令不準對孫母出手,電影中,他略過遍體麟傷的劉郁白,甩開纏鬥中的阿四,更是從未對恩師有任何無禮之舉。想反地,李玉堂替阿四提親,替方紅葬父,替大夥下廚,卻顯得格外諷刺了。陳少白也是,他鼓吹流血革命,但遇到親近之人要流血時卻當著眾人要求特殊待遇。情義向來是兩面刃,彰顯了人性的可愛和無助。可愛在於愛有等差的人性,無助卻在於命運的偶然。李玉堂對於將眾人以半欺騙的方式推向死亡是自責的,而李重光的死亡則令他絕望。陳少白將莘莘學子推向殘酷的革命舞台時是熱血澎湃的,而李重光的死亡才令他難過無助。讓李玉堂登上烈士之堂的正是李重光的死亡,而命運在他報館前踏出的那一步時就灑下了悲劇的種子。李重光的犧牲同時具備偶然與必然:命中最危險的替身籤是無可避免的宿命,但其直接的死在閻孝國刀下卻是李玉堂等人求得勝利所必然。電影最後李玉堂望向陳少白,他無力悲憤也無法怨恨,如果要找個怨恨的對象,那也只剩命運了。王學圻的演出出神入化,讓身在電影院裡的觀眾似乎可以完全進入李玉堂的心境,同步思考著這一切是否值得,而這答案似乎只能在李玉堂那一眼對命運的控訴中去尋找了。
 
戲中的第三次爭論,是值不值得之爭。李玉堂問劉郁白:「為了一個女人,值得嗎?」劉郁白反問:「為了明天的事,值得嗎?」義士們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選擇了「義」,所謂的「值得」不過是在就義前的一刻無愧無憾。王複明選擇耗盡最後的力氣;方紅選擇與敵人玉石俱焚;劉郁白選擇割掉閻孝國的辮子;沈重陽選擇肉身擋馬;鄧四弟選擇纏住閻孝國;閻孝國選擇讓恩師的槍頭對準自己,而李重光則選擇貫徹他所信仰的平等與自由。即使行動開始,每個人都還有生存機會,但在「義」之前,生命卻變得渺小。或許王複明想到的是他總算能幹點大事了,或許方紅想到的是完成父親遺願,或許劉郁白想到的是終於能從罪惡中解脫,或許沈重陽想到的是人生最後的尊嚴,或許阿四只是單純地希望少爺能活著,而或許閻孝國和李重光閉上眼時,想到的是中國的未來…
 
「十月圍城」告訴我,我們不需用西方定義的價值去翻譯自己的哲學,最終深植在中國人心中的,也不過就是「孔曰成仁,孟云取義」八個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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